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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年春節

發布時間:2019-02-18 16:11:21

  春節一天天臨近,踏上長征路三個多月的紅軍隊伍卻一如貴州北部此時的天氣,彌漫著濃濃的低沉氣息。即將到來的是農歷豬年,在老百姓眼中,應該是吉祥且興旺的年份。

這是遵義會議結束之際。紅軍的前方,是沿長江布防的上百個團的川軍;身后,是一路追擊而來的國民黨中央軍。雙方力量之比為3萬∶40萬。

湘江血戰,8.6萬人的紅色大軍銳減至3萬余人。中國革命的航船進入最為狹窄的航道——黨和紅軍在痛定思痛中,選擇了剛過了42歲生日的毛澤東。臨危受命,立于船頭,擺在毛澤東面前的是:如何引領這條風雨飄搖的航船,沖出險象環生的漫漫航道?

一路征戰,傷兵日增,隆冬時節,缺衣少彈。此時此刻,東去湘西與賀龍、蕭克的紅二、六軍團匯合的計劃早被敵人識破,而地貧人稀的黔北山區又難以建立根據地。更為嚴峻的是,蔣介石已經電令各路大軍圍殲紅軍于烏江西北地區。北渡長江進而與紅四方面軍會合,似乎成了中央紅軍絕地重生的唯一選擇。

危機四伏,留給紅軍的機會越來越少。1935年1月20日,中革軍委從遵義轉至桐梓縣城,隨即下達《關于渡江的作戰計劃》。地域定在宜賓與瀘州之間。毛澤東的設想是,趁著年關臨近,川軍江防麻痹、蔣介石的追擊軍尚在途中之際,避敵鋒芒,悄然過江。

北渡長江,必先克“北拒巴蜀、南扼黔桂”的要沖之地赤水城。紅軍4個軍團和中央縱隊漸次向赤水方向進發。怎料,紅一軍團先頭部隊抵至赤水河畔,赤水城已被川軍先行占領,攻而不克。與此同時,在土城方向,紅三軍團則遇到了川軍郭勛祺部的尾隨追擊。自從中央紅軍進入黔北,劉湘就讓他的川軍出境迎戰,“抱必死決心,奮勇阻截”——川北的紅四方面軍已經讓這位“四川王”難以應付,劉湘顯然不想讓中央紅軍再入川攪局。

土城至赤水盡是峽谷,如果郭勛祺部得以立足,紅軍就會陷入腹背受敵的危險。得知郭部只有五六千人的兵力,毛澤東命令彭德懷、楊尚昆指揮紅三軍團、紅五軍團和干部團,于28日晨在土城以東給追來的川敵約4個團以決定性打擊。

28日拂曉,戰斗在蒙蒙雨霧中打響。戰至黃昏,雙方仍呈膠著之勢。紅軍突然發現,川軍原來不是情報中所說的4團,而是6個團,還有另外2個旅的增援部隊正源源而至。并且,原以為像黔軍一樣一擊即潰的川軍,戰斗力絲毫不亞于蔣介石的中央軍,輕重武器裝備甚至優于中央軍。時任中革軍委作戰參謀孔石泉后來回憶:敵人發的報我們收到了,但把“旅”翻譯成了“團”,因此錯誤地估計了敵人的兵力。

“殲滅戰”成了“拉鋸戰”。人均子彈還不足10發的紅軍陷入嚴重危機。紅軍總司令朱德和總參謀長劉伯承親臨一線指揮——這兩位曾經的川軍將領清楚,綽號“熊貓”的郭勛祺絕不是一只溫順的貓,而是一頭兇猛的熊。

炮彈,在朱德身邊爆炸,氣浪幾次把這位“紅軍之父”震倒在地。抖抖身上的土,年已半百的朱德像年輕士兵一樣端著機槍沖入敵陣。那是一場真正的惡戰,山谷之中,尸橫遍野,已經分不清到底是哪一方的尸體。紅五團團長趙云龍犧牲,紅十團團長姚喆、政委楊勇、副團長文年生先后負傷。在戰役核心之地青杠坡參戰部隊中,20年后出了200多名開國將軍。

眼看短時間取勝無望,中央政治局連夜命令部隊停止與敵人糾纏,暫時放棄北渡長江計劃,避實就虛,西進川南。29日拂曉,紅軍從土城渾溪口、蔡家沱、元厚等渡口迅速渡過赤水河。

“四渡赤水”序幕,就此揭開。

如血殘陽中,紅軍撤至四川敘永縣城南79公里處的石廂子,已是大年三十的傍晚。這里與貴州畢節縣大渡鄉和云南威信縣水田寨接壤。雄雞報曉,三省可聞,故稱“雞鳴三省”。當時的石廂子是一個不足400人的小村莊,漢、彝、苗雜居。兵荒馬亂之年,老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,除夕之夜的爆竹聲稀稀拉拉。警衛員好不容易弄來一碗臘肉,被毛澤東直接送給了傷病員。

雨,淅淅瀝瀝。毛澤東的心情也像這陰雨天。雖然在遵義會議上進入了中央核心領導層,但重新出山后參與指揮的第一仗就遭重創,讓他難以接受。土城戰役,雙方損失均為三千。然而,在敵我力量如此懸殊之際,即便慘勝也意味著失敗,更何況,戰死的紅軍都是經歷過千錘百煉的精英,是中國革命的種子——若干年后,毛澤東對土城之戰依然難以釋懷。1956年9月10日,他在八大預備會議第二次會議上說:“我是犯過錯誤,比如打仗……長征時候的土城戰役是我指揮的。”

與毛澤東此時的心境不同,進入人生又一個本命年的蔣介石,似乎迎來了“剿共”以來難得愉悅的一個春節。從兵敗贛南到慘敗湘江,紅軍元氣大傷。“流徙千里,四面受制,下山猛虎,不難就擒”,在蔣介石看來,既然這支疲憊之師已經被他的幾十萬大軍團團圍住,全殲中央紅軍,以消心頭之患,只是時間問題了。按照他的“攘外必先安內”的一貫思路,這個春節,他的要務是與咄咄逼人的日本人周旋。2月1日——春節前三天,蔣介石就中日“親善”問題答“中央社”記者問:“此次(1月22日)日本廣田外相在議會所發表對我國之演說,吾人認為亦具誠意,吾國朝野對此當有深切之諒解。”他告誡,全國同胞“亦當以堂堂正正之態度,與理智道義之指示,制裁一時沖動及反日行為,以示信誼”。

大年初一,蔣介石登臨廬山,與楊永泰、熊式輝等一干國民黨大員細商對日外交。大年初六,躊躇滿志的蔣介石在他的“美廬”別墅下達了《重行懸示匪軍各匪首擒斬賞格》:“(一)朱德、毛澤東、徐向前,生擒者獎十萬元,獻首級者各獎八萬元。(二)林彪、彭德懷、董振堂、羅炳輝,生擒者獎八萬元,獻首級者各獎五萬元。(三)周恩來、張國燾、項英、王稼祥、陳昌浩,生擒者獎五萬元,獻首級者各獎三萬元。(四)王宏坤、王樹聲、何畏、孫玉清、余天云、王維舟、劉伯承、葉劍英、倪志亮,暨偽軍團政委、偽軍長等匪首,生擒者獎三萬元,獻首級者各獎二萬元。”

毛澤東自然沒有看到1935年2月15日刊登這則消息的云南《民國日報》,自然也無暇把戰爭中的春節放在心上。這段時間,他與張聞天、周恩來、朱德、王稼祥等一道,抓緊落實遵義會議未盡事宜。大年初二,部隊向云南信威境內轉移。當天晚上,在水田寨一棟因門窗雕有花草蟲鳥圖案而聞名的“花房子”里,中央政治局常委進行分工,博古交出了裝有文件、材料、公章等象征著“最高權力”的幾副挑擔。周恩來后來回憶:“我們在扎西川滇黔三省叫‘雞鳴三省’的地方住了一天,把博古換下來,張聞天當總書記,我印象很深。”

大年初五,中央政治局在大河灘召開會議,正式通過張聞天起草的《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“圍剿”的總結的決議》即《遵義會議決議》。第二天,也就是蔣介石下達《重行懸示匪軍各匪首擒斬賞格》的同一天,中央政治局在威信縣城所在地扎西召開擴大會議,討論新的戰略方針,鑒于張國燾借口嘉陵江“江闊水深,有重兵防守”,不僅不率紅四方面軍南下以吸引川軍,反而北攻陜南致使川軍無后顧之憂,得以集中全力堵中央紅軍北進——決定改變原定北渡長江的計劃。會議同時決定,對中央紅軍進行整編,徹底改變長征以來“叫花子打狗,邊打邊走”的困境。

這一系列的會議后來被黨史界統稱為“扎西會議”。“扎西會議”解決了遵義會議未能及時解決的問題,完成了中央領導更迭和全軍思想統一,成為遵義會議的重要續篇。

“二月里來到扎西,部隊改編好整齊;發展川南游擊隊,擴大紅軍三千幾……”紅軍到達陜北后,由陸定一、賈拓夫編寫的《長征歌》這樣唱道。

大年初六的政治局會議,開了整整一個通宵。凌晨,由中革軍委主席朱德,副主席周恩來、王稼祥聯合簽署的《關于各軍團的縮編的命令》隨即發出。中央紅軍由30個團縮編為17個團,機關和后勤人員大幅度精簡,充實基層;運輸隊、掩護隊、保衛局、供給部等機構的大部人員,以及司號員、理發員、炊事員、通訊員等等編入作戰連隊。整編后的紅軍一個團的兵力達2000人之多,相當于整編前的一個師。

紅三軍團取消師級編制,紅四師師長張宗遜和政委黃克誠到紅十團任團長、政委;五師師長彭雪楓成了紅十三團團長,政委鐘赤兵改任十二團政委,另一位師長李天佑改任軍團司令部作戰科科長。而團長、團政委則改任營長、教導員。四師十團九連連長黃榮賢回憶,當團政委楊勇告訴他九連解散,將他調至新組建的團部通訊班當班長時,他大吃一驚。誰知,來到團部報到時才發現,自己這個班的另外9個人,都是曾經與他一樣的連長,是名副其實的“連長班”。

凡兩個人抬不動的東西都要甩掉。早已成為部隊沉重負擔的X光機、造幣機、造彈機、印刷機、磅秤、鑄銀模子等笨重機器和器材,則一律處理掉。長征開始后,大搬家式的長蛇陣隊伍沒有了。

丟掉了“包袱”,實現了“消腫”,部隊脫胎換骨,面貌煥然一新。那支高度機動靈活、善打運動戰的紅軍隊伍又回來了。趁著國民黨匆匆在長江南岸布防阻攔,貴州兵力空虛之際,毛澤東再度揮師黔北,殺了敵人一個回馬槍。紅軍先頭一個團先敵搶渡二郎灘,成功掩護部隊于2月18日至21日,第二次渡過赤水河,取桐梓、奪婁山關、重占遵義城,5天之內殲滅和擊潰蔣介石嫡系吳奇偉部2個師又8個團,俘敵3000人。

這是中央紅軍長征以來最大的一次勝利。落荒而逃的吳奇偉匆匆下令砍斷烏江上的浮橋。尚未過江的1800余人和大批武器,全部被紅軍俘獲。

直到這時,蔣介石才如夢方醒:果真是毛澤東又回來了!

馬蹄聲碎。就在再占遵義的戰斗中,27歲的紅三軍團參謀長鄧萍倒在了張愛萍懷中。“他頭一歪,滾到我懷里”,張愛萍后來回憶,開始還以為是參謀長在開玩笑,“直到有粘稠的液體從他頭部汩汩冒出,才知道他中槍了。”鄧萍是平江起義的領導者之一,也是長征途中犧牲的職務最高的紅軍將領。

硝煙未散。毛澤東在血色黃昏中策馬而至,登上婁山關,吟出又一首名篇——

西風烈,長空雁叫霜晨月。霜晨月,馬蹄聲碎,喇叭聲咽。

雄關漫道真如鐵,而今邁步從頭越。從頭越,蒼山如海,殘陽如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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